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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出台的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当时资本市场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监管体制问题，股票的发行、交易、保管、过户、清算问题，保障国有股权利问题，证监会的调查和处罚职权问题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个条例正式颁布前，时任国务院法制局工交劳动法规司副司长桂敏杰还曾专门写信给香港执业大律师、香港联交所理事梁定邦，特别向他征询对条例的意见，梁定邦又邀请香港专家讨论，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条例反映了股票市场的实践，包括了市场管理方面的一般性要求，是可以被任何股票市场所接受的。

这对迟福林触动很大。他逐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改革发展，在总体上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后，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缺时代。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受疫情影响，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落，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但由于同比基数较低，1月PPI同比可能回升至0%左右。东吴证券表示，从油价及PMI的前瞻指标来看，1月PPI环比可能有所回落，但由于2019年1月PPI的基数相对较低，预计1月PPI同比将有所回升。

迟福林对记者说：“我真正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从1984年开始的。”那年9月，迟福林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专注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些重大理论研究，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深入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大笔大笔的资金趴在公司账上，如果制片商来要，公司就会支付；如果制片商不来要，这些钱就成了‘无主的肥肉’。”时至今日，张瑶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张瑶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竟问出了“大学问”，在眼前巨大诱惑的驱使下，一场移花接木的大戏渐渐酝酿生成，张瑶就这样一步一步将“黑手”伸向了公款，以此来发泄心中积压多年的不满。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就在此时演变成了不受控制的“购物癖”，“便利贴女孩”的“黑化”过程也在这个阶段悄然完成。

记者：1984年中央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对金融体制改革进行整体规划。请您回忆一下《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刘鸿儒：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我党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不过，在金融体制方面只提了一句“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我当时觉得不解，怎么只把金融改革与财政改革连到一起稍带上了半句话？后来趁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我问国务院主要领导，他笑着说：“你的这个想法，实际也正是我们的担心之处，也正是改革的难点。财政是个透明的玻璃杯，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盈余和赤字多少，都看得清清楚楚；而银行是个不透明的杯子，改革起来就要格外地谨慎，弄不好就会出现个‘黑色星期五’”。